自古以来，不分中西，肖像画总是绘画艺术中重要的题材之一。对肖像画的创作，古今中西的艺术家却都不敢枉下轻言，因为他们都清楚，一旦提笔触及人物肖像创作，就必然会与可感知却难以言表的“神”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给肖像画家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一方面，肖像画创作基本上属于具象范畴，另一方面，所谓的“传神”，又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概念;与此同时，我们对于肖像画的要求又不仅仅停留在“形似”的层面上，更多的要求艺术家在形似的背后要对创作对象“神”的捕捉。于是， 我们可以感受到顾恺之“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的价值，并似乎可以将其看成一则古训，时时揣摩时时警醒对肖像画创作的完善和追求。当然，何种程度可称为上?谁都没有一套衡量的标准。但当一件肖像画作品，摆在一位熟知画中人物的观者眼前，他能由衷地感叹、并言不过实地说出对象给予周围人共同的感受时，在我看来，这件作品也可以算得上是准确的把握了对象的形，并较真实的传递了对象的神，就是一件形神兼备的作品了。

　　在恽圻苍教授的肖像画作品中，就有不少这样传递了对象之“神”的作品。对于这些作品的评价，不是出自画家本人，也不是出自评论家之手，而是出自那些被画者或熟悉被画者的朋友对一幅作品的解读，不同身份的评论者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这些角度存在于不同的层面上，画家可能从自己的理解、感受与技法上去谈，评论家可能通过理论与对历史的梳理去认识作品及其价值，而这两者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反映出被画对象本身，而是间接的叙述。这样的叙述没有对错之分，只不过是站在了一个与真实对象相隔一件作品的层面上去表达。而被画者或者是熟悉被画者的朋友对作品的陈述，则要更进一步，他们会抛开关于技法、构图等技术因素的考虑(当然对于某些被画者是艺术家而言，他们会因为习惯而去考虑这些因素)，以心中已有的对象来衡量画面，一旦契合，便能触动心灵，不管这种触动是好的还是坏的，已经就是对作品的肯定。而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正如李公明教授所言“他(她)们会把画家对他(她)们的塑造投射到自己的形象认同之中，从而使自己的形象更明晰地‘生成’。”也就是说，被画者会通过肖像作品进行一种自我完善，作品犹如一面镜子让被画者感受到其中存在着某些能反映内心真实的痕迹，并引起被画者对自我的重新认定。而如果一件作品能够起到让对象进行自我修复的作用，那实际上我们便可以认为，它是一件成功的肖像作品。在恽教授创作的《晚照——水彩画大师王肇民》、《世纪松谭天度》、《苏华》、《樊建川》等作品中，都可以找寻到这种更深层一点的肖像画意义，也成为了对这些肖像画作品价值的佐证。

　　然而，并非每一幅肖像作品都具有这样的特性。相反的，它并不容易得到，必须经过作者对描绘对象从粗浅的认识到深入的感受后的体会，是一个沉淀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平稳的、缓慢的，却也是扎实的，当这个过程从数到质的演变之后，作者在内心会产生一个迸发点，将所有对于对象的理解与感情，用充满创作欲望的画笔挥洒在布面之上。这个时候，激情与冲动主宰艺术家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沉默过后的爆发，却会来得酣畅淋漓。我想，这种创作的状态，就是恽圻苍教授肖像作品成型的过程。

　　我愿意用“厚积”来形容他在创作之前的状态。创作王肇民先生的肖像画，是他在多年与王先生促膝长谈，十分清楚王先生的为人与艺术理念之后所创作的，而且从构思到最后的成形，亦经过了多年的思虑;创作谭天度先生的肖像，也是经过了数年对谭先生的采访、交谈到对他的资料与经历的研读之后的成果;即便是他“跨界”创作的浮雕作品《近代中国放眼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也是在阅读了近乎所有关于林则徐与鸦片战争历史的正式出版物之后的结晶。因此可以说，他的每一件作品，都耗数年之功才算完成，这其中，无声的前期工作占据了绝大部分。但是，我却不愿意用“薄发”来形容他在创作中的状态。从事过艺术创作的人都可以体会到，当艺术创作的激情来临时，一切的情感和冲动都会喷涌而出，这并不一定能从行为举止上看得出来，而是作者内心深处那种放不下停不了的创作欲望，它诱发了作者所积攒的无限能量，那些数年之中堆积来的点滴情怀，都通过画笔凝结在画面中，这个过程虽然短暂却意味深远。这种厚积却非薄发的创作态度，从恽老师实际的创作步骤上，是可以感受得到的。通常情况下，油画肖像创作之前，他都要进行素描稿创作，而他的素描稿总是非常具体，如同他在进行的素描创作而非一个油画草稿。对此，他的回答是“我必须证实是否找到了心目中的形象，才能进入油画制作”。这是一个缓慢寻找感觉的过程，正如他在认识创作对象的过程一样。但一旦进入了油画的创作中，也就形成了另一种创作的状态，他那些比较重要的肖像画作品，厚薄技法皆有，但都一气呵成。他说过，不喜欢在油画表现上磨来改去，而是希望画面保持一点新鲜的感觉和最初挥写的激情，追求画面中笔触的自由发挥，保留类似中国书法的意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笔触记录的，是作者竭力保留创作激情的轨迹。

　　创作的激情是转瞬即逝的，它可能会因为时间的推延而消磨殆尽，最终让一件作品成为复制品而非艺术品，丧失了活力。所以很多情况下，艺术家总会提到“感觉”，这是一个只能自我感受却很难传递的词汇，他们善于把握感觉，并用熟练的技法将其固化在画面上。但实际上，感觉也有程度之分，就肖像画创作而言，对待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创作要求，作者需要对“感觉”有不同的要求，有的时候感觉可能是瞬间的一个触动，速写性的记录可能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正如《海妹》仅用二十几分钟，那是一个瞬间鲜活的神态，它并不要求作者要有多深入的情感体验;但更多的肖像画创作，我们不能总用瞬间“感觉”来敷衍，那样不会得到令人信服的作品。正如恽教授的那些肖像画作品一样，那是一个数年的接触与了解得来的，是一种感受，这种感受深入到对象的方方面面，惟有如此，作品才能既得到他人的肯定，同时又似乎可以成为被画者的一面镜子，以此照出自己所未曾感知的内质。

　　这种感受也延续到了他对近现代历史人物及历史题材的创作之中。对于这些人物与题材，显然没有可能与他在创作身边人所具有的切身体验，但他同样保持着不变的创作态度，从对历史资料的阅读和研究，亲自到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点或历史人物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去考察、寻访，这往往又是数年的酝酿过程，而这个过程既让他对创作主题有更深的了解，同时又逐渐激起了他对主题进行创作的欲望。也正因为此，他的这些历史题材创作并不因历史的距离而无法直接接触从而缺少感受力。相反的，有了他对主题的深刻理解和多年的揣摩，使得他的历史人物同样具有感人的气概，同时又不失一种历史感，而这种历史感正是他所要传递给观者的，以此引起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关注与思考，唤醒为国家的富强与独立而拼搏的精神。

　　近年来，他将对历史关注的视野拉近到当代、延伸至国际，尤其是那些在世界历史转折点上起到关键作用的某些人与事，都会使他感慨不已。如现在正在创作中的《柏林墙》、业已完成的《9•11》、《曼德拉》等，都是他曾经亲身体会或感受过的重大历史事件或人物。对于他的历史题材创作，我们必须认识到，那不是简单的描绘历史，而是有着镜鉴的作用，这是他的历史题材创作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可以看到，恽圻苍教授的艺术作品背后，隐藏有他对对象的各种情怀，那些能够激起他花数年时间去认识和研究的情怀，是支持他坚持的动力。这里面有个人的情怀，也有关于国家与民族、世界的和平与进步，人类的平等与自由的情怀。这两种情怀，既有艺术家独有的浪漫色彩，更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之心。或许只有这两者的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艺术人格;蕴藏在他的艺术作品下的这些情怀，才是我们必须挖掘和感受的价值。